阿斯兰：1996年 印度为什么退出阿富汗？

　　原标题：阿斯兰：1996年，印度为什么退出阿富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斯兰]

　　阿富汗国内局势剧变引起国际震动，作为过去二十年阿富汗联邦政府最大外援国之一，印度被视为阿富汗剧变中的最大受害者。阿塔的重新掌权不仅意味着印度对阿30亿投资可能付之东流，印度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力迅速萎缩，过去在阿的外交努力和情报工作随着印度关闭驻喀布尔的大使馆而遭受重挫，印巴在阿富汗地区长达几十年的角力也以印度的惨败而暂告一段落。

　　面对阿富汗变局，印度战略界纷纷发声，反思印度过往对阿政策，并展望未来印度对阿政策走向。其核心问题是，印度过去不接触阿富汗塔利班是否明智，未来印度政府该如何同阿塔政权打交道？

　　印度前内阁秘书处特别秘书阿南德·阿尼撰文指出，印度本可以比大多数国家更早应对阿富汗局势，却因过度担心阿塔背后的巴基斯坦因素而坐失良机。前印度驻阿大使卡特朱指出，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印度在当前对阿问题上处于战略瘫痪状态——既错过了与阿塔接触的最佳时机，也未努力改变这一现状。而印度观察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苏珊特·萨林则辩称，印度同阿塔接触谈判不仅破坏印度政府道义正当性，也难为印度攫取多少实力。

　　苏珊特·萨林的观点代表了大众对印度政府不接触阿塔的一般认知。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阿塔崛起离不开巴基斯坦的支持，印度政府和媒体曾不止一次地指责巴基斯坦在扶持阿塔等组织，以便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全印其他地区进行渗透恐袭，破坏印度的和平稳定。

　　另一方面，阿塔所代表的是保守封闭的伊斯兰思想，既不具有现代性，也没有世俗化的可能，跟阿塔打交道有违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的价值观。然而，就巴基斯坦因素而言，印度曾经支持的老马苏德、拉巴尼、杜斯塔姆等军阀，也都曾接受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也都曾接受巴基斯坦的资助和扶持。而就伊斯兰因素而言，印度过去几十年与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阿拉伯关系发展迅速，印度曾经支持的反塔利班力量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同阿塔不遑多让。印度不愿同阿塔接触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双方在过去三十年里究竟发生过何种纠葛？印度政府内部对阿塔的态度究竟有无差别？

　　印度对阿政策的背景

　　事实上，自1947年以来，印度与阿富汗的关系被认为是友好的、“强大的、基于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两国在1950年签署了友好条约，并承诺加强贸易和文化联系。查希尔·沙阿国王统治期间，印阿关系保持积极稳定。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与苏交好的印度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制衡所谓“美国-巴基斯坦-中国”轴心的重要抓手，不仅公开支持苏联的军事行动，更是在苏攻美守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下肢解了巴基斯坦，巩固了南亚霸主的地位。

　　然而，随着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印度开始明里暗里同阿富汗各方势力进行接触。1991年，印度国大党在地方党派的支持下组成少数派政府，时任总理拉奥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面临着印度内外交困的局面。

帕穆拉帕提·文卡塔·纳拉辛哈·拉奥，1991年至1996年出任印度总理（图自维基）

　　从国内层面来看，印度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印度政府的国内债务从1980-1981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上升到1990-1991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由于外汇储备枯竭，印度难以为进口提供资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阿萨姆邦和旁遮普邦的叛乱不仅耗费了大量资金，印度在斯里兰卡失败的军事冒险导致前总理拉吉夫·甘地遭到暗杀。

　　从国际层面来看，苏联解体不仅让印度失去了一个强力的盟友和大量的能源和经济支持，更是倒转了印巴在阿富汗事务上的影响力。印度的“亲密盟友”纳吉布拉在各路军阀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而巴基斯坦有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在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影响力。1992年4月24日，巴基斯坦促成各路军阀签署《白沙瓦协议》，深刻影响了喀布尔的政治走向。

　　内忧外困让拉奥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对印度对阿政策进行调整。“拉奥战略”随后出膛，其主要包括：

　　1。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地接触任何阿富汗各方势力，只要后者愿意同印度政府接洽；

　　2。着力培养阿富汗政权对印度重要利益和核心关切的敏感性；

　　3。印度应该忽视喀布尔政府背后的巴基斯坦因素，开展独立外交；

　　4。印度既不会武装任何阿富汗组织，也不排斥任何阿富汗组织，包括拉苏尔·萨亚夫领导的瓦哈比教派；

　　5。印度将“在有限的范围内注重于人文交往”，建立同所有阿富汗人的友好关系，并“为阿富汗的经济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为表诚意，印度在阿富汗国内局势动荡时期尽可能保持了在阿富汗的外交存在，并且在克什米尔形势紧张的态势下，同巴基斯坦讨论阿富汗局势。

　　在拉奥总理的领导下，印度国内对阿和解派的力量逐步崛起。这一方面是由于苏东剧变造成了既往印度奉行的支持纳吉布拉政府的政策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独立，毗邻中亚国家的区位优势让印度对阿富汗的经济需求逐步增加。除了经济利益外，印度还希望确保中亚在联合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支持。

　　尽管印度共产党批评称，拉奥的和解政策是在纵容极端主义者，但是拉奥政府的和解政策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党派的支持，尤其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1992年5月3日，印度人民党（BJP）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拉奥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定。

印度帮助建造了耗资9000万美元阿富汗议会大厦 （图自路透社）

　　与和解派同步产生的是所谓的强硬派，其主要观点是：

　　1。阿富汗塔利班是一个在阿富汗活动，由巴基斯坦培养、训练，武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势力。

　　2。阿塔的存在是在阿富汗保障巴基斯坦的利益，而非团结联合阿富汗各方势力。

　　3。阿塔不仅不应该得到承认，还应予以强力措施进行压制和清剿。

　　在喀布尔陷入塔利班统治之前，和解派在印度对阿政策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印度1991-1992年外交年度报告》中写道：“印度继续支持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认为任何此类解决方案都应承认所有有关方面的合法利益，并由阿富汗人自己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达成。”彼时纳吉布拉依然掌权，但这种表述无疑表露出印度政府期待阿国内和解。

　　1992年和1993年，印度在“呼吁各方对话”方面的主要立场保持不变，“迫切”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重启国际和平倡议”。在此期间，无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呈下降趋势，还是阿富汗内战局势不断恶化，印度始终坚持和解政策。1993年3月7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阿富汗各方达成“三月协定”，在喀布尔组建临时政府。印度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它能给阿富汗带来和平。

　　“拉奥战略”对印度对阿外交政策的改变十分明显。“亲印的”纳吉布拉倒台两周后，印度正式承认新政权，并最终放弃了为纳吉布拉提供庇护。时任印度驻阿大使南威哲根据拉奥的指示，会见了阿富汗代理总统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并同所有圣战者高级领导人进行接触，表明印度有意维持和加强双边友谊和合作。

　　1992年5月15日，印度宣布对阿提供价值1.6亿卢比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医疗用品，并于1992年7月将物资空运到喀布尔。1992年8月30日，新任阿富汗总统拉巴尼乘机参加雅加达不结盟运动峰会，途中在新德里重新加油时，拉奥总理不顾政府内部的反对，接待了拉巴尼以及随行的阿富汗官员。印度代外秘克里希南·斯里尼瓦桑在机场接待了阿富汗代表团，并同其举行了会谈，他向拉巴尼保证，喀布尔和印度政府能够舒适地进行双边合作。斯里尼瓦桑事后表示，这是对印度的奖励，是双边关系的巨大进步，表明拉巴尼政府并不完全受巴基斯坦的支配。

　　为了回报这次访问，同年9月，时任外交官，后曾担任印度副总统安萨里带队从德里向阿富汗输送医疗物资，并借机会见了阿富汗军阀之一杜斯塔姆。1993年7月中旬，印度和阿富汗外交部长在纽约会面，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关系。

　　在和解派同阿富汗各路军阀的接触中，印度政府一方面通过情报系统和外交系统，逐步认识到阿富汗各路军阀并非被巴基斯坦完全控制，一方面却拒绝在阿富汗深入发展情报网络。后曾担任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局长的维克拉姆·苏德批评拉奥总理优柔寡断，拒绝批准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在阿建立进攻性情报设施的工作设想。尽管厌恶强制性外交，避免印巴秘密战争升级是拉奥代表的和解派外交政策重要特点，但这为印度后来的外交挫折埋下伏笔。

　　更为重要的是，在和解派主导的对阿政策下，印度政府一开始并未重视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只是知道坎大哈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普什图军事力量，巴基斯坦为其提供了重炮掩护，但印度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其战略利益。印度外交部和印度情报分析局（RAW）只是把其当做地处边缘的普什图民兵，其存在只能再次证明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内政，甚至在1994-1995年间印度所接收到的一切关于阿塔的情报都来自于老马苏德。

当塔利班包围喀布尔时，与印度建立了密切关系的阿什拉夫·加尼总统（右）逃离了该国 （图自路透社）

　　印度对阿政策发生转变

　　1994年10月21日，《印度时报》要求“重新评估”印度的“不干涉方式”，并主张采取积极的政策，由印度为阿富汗交战各方提供了一个“中立”平台。1995年，《印度时报》对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塔利班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声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打着和平的幌子，一直在阿富汗扩展推进自己的利益”。

　　1996年，地区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5月16日，国大党国内大选失利，纳拉西姆哈·拉奥辞去印度总理一职。9月25日，阿富汗塔利班攻入喀布尔，掌握阿富汗政权。前者意味着印度和解派失去了一个主要支持，后者则意味着印巴在阿富汗原本不平衡的力量对比更加向巴方倾斜。

　　攻入喀布尔后，阿塔处死纳吉布拉，并将其肿胀的尸体吊在起重机上高悬示众。这一事件令印度政府大为惊骇，印度的官方政策明确反对塔利班的政治和社会行为。这种反对态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立即撤回印度驻阿富汗的外交使团，印度官员和分析人士得出结论，印度从此六年后“与普什图人没有联系”；

　　2。印度赞同联合国安理会第1076号决议，该决议批评塔利班侵犯人权和妇女权利，并决定不承认该政权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3。印度继续与国际公认的拉巴尼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并承认拉巴尼的政治助手马苏德·哈里里担任驻印度大使。哈里里不断与印度政府保持联系，并游说后者反对塔利班；

　　4。印度与俄罗斯、伊朗和中亚五国国联合向反塔利班联合阵线（UF）提供了秘密的军事、财政和医疗支持，这是强硬派所主导的关键政策改变，目标直指阿富汗塔利班。

　　印度政策的变化意味着和解派主导地位的动摇。对印度的和解派而言，同塔利班政权接触是必要的，至少需要同阿塔保持秘密接触，以了解阿富汗塔利班的内部结构，探讨建立一种可能的非官方关系。在和解政策的指导下，印度政府要求其驻喀布尔使馆工作到最后一刻，在阿富汗塔利班接近印度首都时，印度是最后一个关闭大使馆的国家，最后撤离的印度外交官带着装满现金的袋子（在路上贿赂军阀）绕道前往巴格拉姆机场，然后乘机前往印度。

　　和解派承认阿塔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资助，但并不认为阿塔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巴基斯坦的工具人。曾担任印度外秘的迪克希特在1996年写道，塔利班是一个学生运动，主要反映普什图人的利益。他认为指望印度在彼时的阿富汗局势中发挥直接的调停或干预作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如果印度设法与阿富汗的所有团体保持联系，那与其他真正有兴趣平定阿富汗局势并使其正常化的邻国携手合作便足矣。即使到1996年10月，部分印度外交官依然不认为巴基斯坦有能力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远程控制，他们认为塔利班只是一股民族主义运动而非忽视阿富汗多民族特征的伊斯兰势力。

　　随着塔利班从坎大哈向阿富汗西部和北部地区运动，包括杜斯塔姆、希克马蒂亚尔和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在内的大多数派系领导人都逃离了阿富汗，有限的抵抗力量也被限制在了潘杰希尔山谷。印度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选择同阿塔接触，要么选择远离阿富汗。

8月17日，被疏散的印度驻阿富汗使团官员印度平民抵达印度贾姆讷格尔 （图自路透社）

　　在1997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接待阿塔代表团，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UAE）也先后承认阿塔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后，印度外交部在1997年5月26日发布了一个措辞谨慎的声明称，阿富汗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阿富汗人民有权利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条件下选择他们的未来。5月28日，马扎里沙里夫陷落后，有印度媒体报道称印度政府寻求同塔利班政权建立沟通渠道。印度外交部内迅速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必须面对阿富汗的现实”，这样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一方面，塔利班政权希望得到国际承认，且印度并不确定塔利班政权能否是一个长期政权，接触有利于应对可能的变化；另一方面，据称塔利班政权内部存在反巴的声音，通过接触可多加利用。官员私下也开始承认1996年印度的阿富汗政策“遭遇挫折”。

　　有趣的是，阿塔也曾利用两次接受新闻采访的契机向印度政府示好，然而印度政府并没有捕捉到这一信息。1996年到1997年，强硬派还是逐步占据主导地位。1996年，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公开主张“遏制塔利班是印度唯一的目标”，印度共产党、印度人民党（BJP）都支持这一立场。在强硬派的话语体系中，阿富汗的局势走向是受石油政治、恐怖主义、战略纵深、种族紧张和领土争端（杜兰线和克什米尔）等因素主导，阿塔、巴基斯坦和美国是“恶棍”，反巴基斯坦和阿塔的阿富汗力量，以及伊朗和俄罗斯则是“英雄”。

　　时任印度外秘拉古纳特（1997.7-1999.11）表示，印度同阿塔接触并不能获得什么。这位在印度外交决策层具有巨大影响力，致力于削弱和解派的印度外秘在1997年9月12日接待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事务特使普拉西米时表示，阿富汗所有的自由堡垒都被摧毁了，塔利班维持着一个残暴的政权。他认为，如果印度承认塔利班政权，后者将会视为对其“圣战意识形态”的承认和默许。

　　南威哲也支持反对塔利班的强硬派立场。他拒绝在印度外交部中发出和解的声音，认为这是一种危机引发的反应，一些政策制定者希望最大限度地挽救阿富汗的局势，并认为不与塔利班接触是“错失巩固”印度在阿富汗存在的机会。南威哲认为，印度本可以尝试与塔利班接触，但这种接触不会转化为一种工作关系。这是因为巴基斯坦不会允许塔利班与印度进行任何政治、经济或战略上的交易。

　　印度军方和情报部门也在1996-1997年支持印度外交部和总理办公室的强硬派言论。印度前印度情报官员曾表示：“我们没有在上世纪90年代接触塔利班……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我们则正在寻找任何反巴力量并给予支持。在向北方联盟提供资金支持后，印度情报部门各种反塔利班组织建立了非常牢固的秘密联系。”在卡特朱和拉古纳特的支持下，情报部门在阻止阿塔和印度政府接触发挥了关键作用。

　　缺乏深入了解造成印度政策困境

　　无论是和解派还是强硬派，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是难以在1996年之后对阿富汗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可靠的抓手。1996年9月关闭其大使馆限制了印度探索和理解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能力，而拒绝深入在阿富汗发展情报网络，则进一步制约了情报部门的行动能力。这种局限造成印度在彼时缺乏对阿塔更为深入和直观的了解，难以判断后者真实的意图。尽管萨仁山表示，印度对普什图社区的看法并没有因为塔利班的崛起而改变，“并不是所有的普什图人都是塔利班，也不是所有的普什图人都是原教旨主义者”。

　　但在1999年12月至2001年3月期间担任印度外交秘书的拉利特·曼辛格则表示，印度在1996年-2001年这6年里与阿富汗失去了所有联系。之前包括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和他的兄弟阿卜杜勒贾巴尔汗、前国王查希尔·沙阿、纳吉布拉和达乌德·汗在内的大多数普什图领导人都与印度关系密切。这些领导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在阿巴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这在印度决定不与塔利班接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德里当时无法准确评估阿塔对挑战巴基斯坦的兴趣程度。除了缺乏对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之间脆弱关系的理解，纳吉布拉的死也增强了强硬派的力量。这反映在印度对这一行为的“强烈谴责”，并自那以后一直在印度接待纳吉布拉家人的行为上。

　　据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前局长维克拉姆·苏德说，2001年以前，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的“战略计划”。他说，“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协同努力，只能依靠拉巴尼等北方军阀采取零星行动”。苏德认为塔利班的崛起对印度调查分析局的“冲击”巨大，“在与其他非塔利班普什图人接触的问题上，苏德暗示尽管印度调查分析局（RAW）试图建立网络，但纳吉布拉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他普什图人不愿意对话，他们太害怕了。我们不想让他们失望，因为那时我们也不确定事情会如何发展”。因此，印度认为阿塔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这一评估是正确的，但是无法判断普什图人和阿塔的关系。苏德证实，印度不与塔利班接触，并不像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主要是因为几乎没有能力深入了解现地的情况。

　　回顾印度和解派的政策，虽然在1992年至1996年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喀布尔陷落后已经无法进一步策划成功的外交行动。印度最终站在阿富汗内战中站在了反阿塔的一边，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向老马苏德和拉巴尼积极提供大量支持。根据对印度情报和外交官员的访谈纪录、解密的美国情报档案以及现有的媒体报道，可以证实印度向反塔利班联合阵线（UF）提供了物资援助，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通过塔吉克斯坦南部法尔克的霍尔空军基地完成的。

　　随着1998年大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以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的紧张，再次放大了强硬派的声音。莫斯科、德黑兰以及中亚共和国的反阿塔立场，加上联合国对阿塔的谴责，最终导致了和解派的失败，巩固了强硬派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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