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创新何太急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来源：秦朔朋友圈 秦朔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不遑多论。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举国上下、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刻不容缓推动创新，则是罕见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第一期总募投1387亿元，累计有效投资项目70个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2018年11月5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9个多月后就开市了，首批25家登陆。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208家，累计募资近3000亿元。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红筹企业上市，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红筹企业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18天，创下最快上会纪录。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打破常规地工作。

　　两期大基金有3400多亿，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3000亿，而201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1.7万亿，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

　　中国强调创新，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限制高度相关。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1983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倡议），1985年欧洲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欧洲研究协调机构），1984、1985年日本在酝酿“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他们因此提出“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邓小平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此后经过3年多努力，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16字指导方针。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1年中国刚刚“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2003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温家宝说“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将继续“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中国80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

　　2005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他说，“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1980年一份报告中的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既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方针的延续，又被美国制裁中兴、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而且和以前比，这一次被逼，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最为紧迫。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5月中兴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美国商务部才“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创新何太急！因为不急不行，没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为“依附型国家”。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先把结论说出来：

　　1、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未来可期。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常规问题包括：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差在哪里？能不能赶上？如何赶上？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主要差距还是“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台手机8台在中国生产，但在华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计算机、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装备、存储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双轨印刷机，生产面板的曝光机，生产OLED的真空蒸镀机，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乃至极为便宜、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基本都靠进口。中国一年能生产10亿吨粗钢，但高端的轴承钢、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

　　在材料方面，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大部分靠进口，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铟锡）靶材，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等等。

　　在操作系统、高端3D 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科学仪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没有中国的，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高性能的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还不行，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材料、工艺也能做，但强度不够，精度不够，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不够。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

　　第一，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我们起步太晚了，他们领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是系统工程，是时间的朋友，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专利、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最后，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如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教育、人才、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再不卡，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如华为5G），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

　　我在调研时发现，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经接近顶峰。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个数已经没几个了。

　　“四基”还有差距，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2012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时，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台资厂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涉及131个经济体），中国排第14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魏少军说：“沉下心来再干10年，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再如光刻胶，是《科技日报》2018年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看到一个创新产品——智能化钢轨铣刀。也是《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消除各种缺陷。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工业富联看到《科技日报》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突破了材料、结构设计、涂层、高端装备、精密传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刀具负载预警、过载判断、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这是必要的，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则很偏颇。“新兴中国”（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国创新的亮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让亚马逊、脸书都感到压力。有人觉得电商、外卖、社交、网课、网约车、智能推荐、物流配送都很简单，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

　　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智慧城市，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抗疫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19个环节，都开放给用户，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不用再到现场验货。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查情器，全天24小时在线智能查情，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声音、气味、体温等等，确定最佳配种时间，提高母猪受孕率，增加产仔数，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企业也向着“科技改变养猪”的服务平台转型。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智造”。以前做外贸订单，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之后再量产。现在用动图软件，工厂设计好图纸，数字样品3D预览，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图纸确认后，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头看，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回头望，已经走了很远，超越了很多竞争者，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1、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为自主而自主，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对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某些项目，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不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有违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个别地方政府的“风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应慎重评估。政府过度介入，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包括伪科创企业）为了圈资源、拿补贴，撒胡椒面地投资，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

　　3、把自主创新标签化、概念化，忽视技术改造、工艺改善、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好像从0到1指日可待，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revolution）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evolution），很多技术早已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从1到100，更多靠演进。类似地，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与用户相结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个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积月累地演进，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他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

　　4、把创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GDP）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和好奇心、对知识创造的兴趣、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他从此迷上了化学。1972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但产品出来后最初3年完全卖不出去，精神压力很大。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团、高投入的结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

　　5、把自主创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调研，发现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购、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有一种“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甚至不计成本支持，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潜意识，有一种“现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的悲情。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和我们作为后发者，通过开放，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技术，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但长远看，还是要激发“创新造福世界”“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更博大追求，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但在具体行动中，不要太着急，动作不要变形，要走出过度焦虑，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牵引，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

　　欲速则不达。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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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恒星 SF142